第六十一回：

《郧阳文化》之：郧阳抚治前明置荆襄抚治的来龙去脉 

远眺郧县城关

郧县汉江河岸上的纤夫。(选自[美]G.A.Kyle《绝版长江》，税晓洁提供)

中国古代，治理地方，虽有镇抚之名，却无抚治之官。《史记·淮阴侯列传》文谓：“因立张耳为赵王，以镇抚其国。”可视为地方置抚治之先例。明朝朱元璋定鼎，在一定区域建立都指挥使司、布政使司、按察使司，使三权分立，地方事权难于统一，往往与中央不协调，于是产生了巡抚之制。其初，派出巡抚之官，假中央名义，调和三司，事毕即归复命。后又渐渐形成定制，常设巡抚一职，成为领导三司的最高长官。其所划抚治区域，即原定南北直隶和十三个布政使司的辖区。但在这十五个抚区之外，又别增抚区，荆襄抚治即其中之一。

　　以下仅述荆襄抚治的来龙去脉：

　　明初，太祖皇帝朱元璋曾下封禁山区之令，严禁流民入禁区，以防聚众造反。当时秦巴山区，自陕西西安以南终南山，北拥河南卢氏东南之熊耳山，东到河南泌阳之桐柏山，东南到湖广随州境之大洪山，西南毗连秦、蜀、楚三省之大巴山，包括长江三峡、巫山十二峰以及荆山、武当山、神农架，可谓是一个最大的封禁之区。但是在正统(1436—1449)以后，随着土地兼并，赋役加重，再添上天灾人祸，频于绝境的农民便不顾禁令，相率逃亡入内。这一带既有可开之矿，又有可耕之地，入者视之如乐土，民渐聚多，经景泰(1450—1456)到天顺之末(1464)，已达一百七八十万。为此，明廷深以为忧，但是并不听之任之。

　　英宗朱祁镇正统十年(1445)八月，据镇守陕西右都御史陈镒等奏：“人民饥窘，携妻挈子，出湖广、河南各处趁食，动以万计，若不安抚，恐虑啸聚为非。乞敕巡抚河南少卿于谦，并巡抚湖广监察御史(陈浩)择委三司官，从实取勘，善加赈恤。”上命于谦等设法处之。

　　于谦奉敕，行移河南、湖广，将山东、山西、陕西等处流民七万余户，居相近者另立乡都，星散者于原乡都内安插，推选老实者立为里老管束，无田者给拨荒田，令其耕种，其贫难乏食者，量为赈济。其时，有名王秀者，聚不法之徒十余人，于陕西金州、洵阳、湖广上津行劫，谦诱捕之，将王秀解京，余开释之。其后经数年无大扰。

　　景泰六年(1455)闰六月，以襄阳府房县地旷山多，流民丛居，特设抚民县丞一员。然而顾此一县之抚，实践证明，不免有多县之失。且这时又节外生枝，时当天顺之初(1457)，英宗朱祁镇复辟，忌妒于谦先年附和代宗朱祁钰，杀了于谦，其有所失者，竟连及三省。

　　至天顺八年(1464)十一月，廷命工部员外郎刘子钟为湖广布政司左参政，专抚治荆襄汉阳流民，但是事态的发展已暴露三省山区之抚治不可分割，朝廷始出划地专治之策，决定置荆襄抚治。宪宗朱见深于成化元年(1465)三月初六日，命河南布政使王恕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，抚治南阳、荆、襄三府流民。按诏命未涉陕西之汉中、西安，仍不免有失，且所划抚治区域，已发生流民起义。所以王恕受命第五天又奉诏示，命“同河南、湖广巡按御使、三司等官严督委官，设法捕贼。”王恕自度不足以平定起义之势，未冒昧行事。

　　是年十月二十八日，兵科给事中袁恺奏：“湖广荆襄等处流贼聚众，自房县至南漳数百里间，恣意抢掠，攻陷地方，深为民患。镇守总兵官李震、巡抚御史王恕、(湖广巡抚)王俭并巡按御史王瀛、都布按三司、都指挥汪铎等官，平时既无抚驭之方，有警又无剿抚之策，蒙蔽贼情，坐视民患，宜各究治，以为人臣误事者戒。”上命记王恕、王俭之过，夺王瀛、都布按三司、都指挥汪铎等人之俸，并责令同心协力剿贼。

　　尽管王恕等遵从廷命，同心协力，但其拥有之兵力，终不能克敌制胜。是年十二月三十日，宪宗命抚宁伯朱永佩靖虏印，充总兵官，都督同知喜信充左参将，都督佥事鲍政充右参将，统率京营及山东下班官军，以太监唐慎、左少监林贵奉监军，工部尚书白圭提督军务，讨荆襄贼。

　 其时起义大军以刘千斤(通)为首，自称汉王，以僧允千峰、石和尚为军师，苗虎、刘长子等为将军。他们以大木场为中心，分兵七屯，曾攻围房县，出掠竹山、上津等县，又不时出没豫、陕，拟谋扩大根据地。

　　明军与之对敌，湖广总兵李震等轻进，先是百户朱广等四人战死，继之都指挥陈升等三十八人阵亡，后因得明军京营来攻，对垒之势始转劣为优。刘通一败再败，终于破其本营，焚其庐舍，乃至生擒刘通等2570人，斩首2560余级。境内宁谧，上谕褒奖。但石和尚等逃脱未获，后在巫山、大昌一带继续战斗。

　　其时义军连续焚毁巫山、大昌县治，复炽之势移于川东。瞿唐卫指挥曹能、柴成、夔州府通判王祯等率川军抵御，被杀六百余人，祯与奉节典史、百户二人俱阵亡。白圭兵至，始复胜敌，获石和尚、刘长子等人。白圭始奏捷班师，荆、襄山区暂告平静。

　　成化二年(1466)十一月，提督湖广军务、工部尚书白圭、总兵官抚宁伯朱永等奏：“自正统十四年(1499)以来，各卫官军调遣麓山、两广等处，以至城池空虚，武备废弛，故贼首刘千斤得以乘隙为敌”。

　　又云：“荆襄地方，实与陕西、四川、河南三省疆域相接，道路险远，要害去处，无巡检司盘诘，以故所在流民往往趋之，久则聚集为非。请于房县板桥山、谷城县石花街、南漳县七里头、襄阳县油房滩、当阳县漳河口立巡检司，设置官兵，盘诘奸细。又均州、竹山、郧县、上津、南漳、谷城、枣阳、先化、宜昌、当阳、远安等州县，民少地广，就食流民屯田，军余数少，词讼纷纭，盗贼时发，请州添设同知一员，县添设县丞一员，俾专抚安人民，缉捕盗贼，防除奸弊”。上从其议。

　　成化三年(1467)八月，调浙江按察司副使严诠于湖广，抚荆襄流民。四年(1468)三月，改户部右侍郎杨璿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，抚治荆襄等处流民。其时河南荆襄附籍流民已有63，000余户，未附籍者还不知其数，且仍有往流其间者。七月，以湖广之德安府来属。又据是年年底杨璿奏：“荆襄安沔之间，流民不下百万，设有迫于饥寒，为患不小，请赈济”。诏如其奏。

　　六年(1470)五月，杨璿又奏：“均州并南漳诸县，流民蚁聚，盗贼蜂起”。引起朝廷诚恐诚惶。杨璿所奏之盗贼，即刘通余部李源等所举行的荆襄流民第二次起义。李源自称平王，众号称百万。于是宪宗命项忠总督军务，与湖广总兵官李震共讨之。先是义军战将王彪就擒，其后王小洪、李源分别在均州、竹山就擒，荆襄战乱平息。

　　七年(1471)十一月，项忠奏请于通行要道筑立营堡，分兵守之。于竹山添置千户所，于均、邓、房、竹等州县添设抚民同知、县丞等官。又谓：“湖广既有巡抚右佥都御史吴琛镇守，太和山太监王定所治去荆襄不远，而总兵李震亦常往来其地……乞敕兵部行令湖广镇守总兵巡抚官如旧往来荆襄德安，督令巡守，抚民诸官严杜流民窃掠之害，事务不繁，则政务修举”。上令悉如所谓行之。八年(1472)五月初二日，罢荆襄抚治，其辖地悉属河南巡抚，但流民啸聚如故，屯结如前。

　　成化十二年(1476)二月，监察御史冯贯等上言：“流民啸聚荆襄，朝廷已诛其元恶而驱逐出境。然其地连络陕西之汉中，河南之南阳，旷远肥饶，趋利者易往，守隘者难为防，万一屯结如前，患害非细。乞敕才干大臣一员，驰驿往视，无惮深入，设人众势大，即博访舆情，区划长策以闻”。

　　上令所司处之。三月二十四日，上准湖广巡抚刘敷奏，令武当山太监韦贵分守湖广荆襄二府所属州县，兼管附近河南所属淅川、内乡二县之境。是年五月二十五日，又恢复了荆襄抚治，敕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原杰往理其事。七月，北城兵马指挥司带俸吏目文会言：“荆襄自古用武之地，宣德间(1426-1435)，邹百川，杨继保等聚众为恶;正统间(1436-1449)民人胡忠等开垦荒田，始入版籍，编成里甲，事妥民安。请将远年入籍流民给还田土，收籍管业，其新附籍领种田土者，编成里甲，欲回原籍者听之。流民出没无常，非得贤守令莫克与治，乞遣府州县正官及军卫守御之臣，文武皆得其人，则流民自安。再于要隘处所添设府卫州县，立保甲之法，禁异端之教，活通货，足农食，立学校，厚风俗，则其民自日趋善矣”。

　　都察院谓其言之有理，移文原杰处理。是年十二月二十日，上依原杰奏，开设湖广郧阳府，即其地设湖广行都司，卫所及县，于是将原来的荆襄抚治扩大，分割三省边境诸府，改称郧阳抚治。建立郧阳抚治，即同时结束了荆襄抚治，而郧县一跃成为郧阳府治和抚治的中心，楚、豫、陕、蜀四省间的重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