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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【核心提示】在相当长时期内，谁也不知道《诗经》民歌究竟从何时开始传唱。何以认定《诗经》篇目源自房县呢？房县人认为，这与《诗经》编纂者之一的周朝太师尹吉甫有密切关系。

　　《诗经》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，其成书过程从公元前11世纪的西周初期一直持续到公元前5世纪的春秋中叶，期间绵延约600年。书中所收诗歌最初需配乐、配舞，诗、乐、舞结合。到了战国时期，礼崩乐坏，大量乐谱和舞蹈失传，仅存歌词部分。

　　西汉时，《诗》被尊为儒家经典，位居“四书五经”之首，始称《诗经》并沿用至今（也有学者认为正式使用《诗经》应起于南宋初年）。

　　孔子对《诗经》有高度评价。据《论语·阳货》记载，孔子认为：“可以兴，可以观，可以群，可以怨。迩之事父，远之事君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。”意思是，读《诗经》可以激发情志、观察社会、交往朋友、怨刺不平。近可以侍奉父母，远可以侍奉君王，还可以知道不少鸟兽草木的名称。

　　孔子还以“不学诗（《诗经》），无以言”来教导自己的儿子鲤要学习《诗经》。

　　中国《诗经》学会名誉会长夏传才曾指出，《诗经》是中国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科书，是中华文化的元典，也是东亚汉字圈内各国共同的经典。《诗经》广泛传播于全世界，与“希腊史诗”、“莎士比亚戏剧”并称世界古代三大文学杰作。

　　那么，伟大的《诗经》与远在鄂西北山区的房县究竟有着何种渊源？《诗经》中的原诗词真的是从这里起源，进而成为经典并源远流长的吗？

　　天子“采诗” 以闻天下

　　关于《诗经》的编纂和成书目前有多种说法：一为孔子删诗而成《诗三百》，二为民间采诗，三为诸侯百官献诗。

　　“孔子删诗”说源自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，其上载：“古者诗三千余篇，及至孔子，去其重，取可施于礼义……三百五篇，孔子皆弦歌之，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。”

　　目前此说已被学界推翻。依据有三：一是《史记》所载“孔子删诗”是在自卫国返回鲁国之后，那时孔子已年近七十，而孔子早在青年时期已有《诗三百》的论述；二是《左传·襄公二十九年》记载，那时宫廷礼乐已能演奏完整的《诗经》，而其时孔子只有八岁；三是周代各诸侯国之间的邦交往来，往往赋《诗》言志。

　　关于“采诗说”与“献诗说”，文献亦有相关记载。

　　东汉史学家班固编撰的《汉书·食货志》载：“孟春之月，群聚者将散。行人振木铎，徇于路，以采诗，献之太师，比其音律，以闻于天子。故曰：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。”

　　战国公羊高编撰《春秋公羊传·宣公十五年》何休注：“五谷毕入，民皆居宅，男女同巷，相从夜绩。从十月尽，正月止，男女有所怨恨，相从而歌，饥者歌其食，劳者歌其事。男年六十、女年五十无子者，官衣食之，使之民间采诗，乡移于邑，邑移于国，国以闻于天下。故王者不出牖户，尽知天下所苦，不下堂而知四方。”

　　百姓提供的各地诗歌称为“采诗”。在周朝，各诸侯国也有义务为天子“献诗”。

　　春秋鲁国人左丘明编撰的国别史著作《国语·周语》载：“故天子听政，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，瞽献典，史献书，师箴，瞍赋，朦诵，百工谏，庶人传语，近臣尽规，亲戚补察，瞽、史教诲，耆艾修之，而后王斟酌焉。是以事行而不悖。”

　　宋代学者朱熹研究《诗经》的著作《诗集传》中载：“是以诸侯采之贡于天子，天子受之而列于乐宫，于以考其俗、尚之美恶，而知其政治之得失焉。”

　　房县有个周太师尹吉甫

　　在相当长的时期内，谁也不知道这些《诗经》民歌究竟从何时开始传唱。那么，何以认定《诗经》篇目源自房县呢？房县人认为，这与《诗经》编纂者之一的周朝太师尹吉甫有密切关系。

　　朱自清在《经典常谈》中指出，《诗经》的编审权很可能在周王朝的太师之手。《国语·鲁语下》有“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”的记载，讲的是宋国大夫正考父向周朝太师献“商之名颂”即《商颂》。有学者分析，如今我们看到的《诗经》中的五篇《商颂》，很可能是周太师在宋国献上的十二篇目基础上删减而成。

　　这个周太师就是周代三朝元老——太师尹吉甫。

　　《辞海》记载：尹吉甫，周房陵（今房县）人，（周）宣王臣。《房县志》载：周宣王封尹吉甫为太师，食邑（封地）于房（房县）。尹吉甫舍，（房县）县南去庐陵王城一里。《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》、《旧志》、《广舆记》、《万历郧阳府志》中都称尹吉甫为房县人。

　　文献记载，周宣王五年（前823），北方少数民族猃狁侵犯今陕西径阳西北地区。周宣王命尹吉甫为大将，前去讨伐，大获全胜。周宣王感叹：“纬武经文，内安外攘。舍吉甫更莫与竞。”更称赞：“文武吉甫，万邦为宪。”宣王时，尹吉甫为太师（即宫廷乐官），幽王时升任大师，位居周代“三公”之首，并兼任太子师傅。后来，幽王受奸臣挑唆，处死尹吉甫。

　　据《万里郧阳府志》记载：“周之尹吉甫，房陵人，卒葬于房之青峰山。今碑文在焉。”

　　房县文化体育局工作人员张华田告诉记者，房县确实有尹吉甫墓，而且不止一处。相传，尹吉甫死后，周幽王幡然醒悟，知道吉甫实为冤死，便用黄金铸造金头予以陪葬。为防止墓葬被盗，尹氏家族以12副棺椁同时出殡，分别葬于房县青峰山、万峰山等12处。因此，房县尹吉甫之墓一直有12疑冢的说法。现在，考古工作者已在房县青峰镇的青峰山，万峪乡的老人坪、白鱼河，沙河乡的峪坪河，房县城南凤凰山等地发现了尹吉甫的疑冢。

　　除了墓葬，房县至今还有尹吉甫家庙及后人为纪念尹吉甫所修的宝堂寺。宝堂寺又名石佛寺，位于房县城东70公里处的榔口乡（现已改为尹吉甫镇）白鱼河村万峰山上。据《房县志》记载，该寺建于明朝正德十一年，是当时房陵知县胡壁与尹氏后裔为纪念尹吉甫所建。

　　记者在张华田的陪同下来到这里，映入视线的是一处以数根木柱支撑的茅草亭子，上书“尹吉甫碑亭”五个金色大字。亭子下，巨大岩石铺就的地基隐隐可见。张华田说，这便是宝堂寺原来的基座。亭下有一左一右两块风化较为严重的石碑。一块为《万峰山宝堂寺立碑记》，碑上文字：“夫青峰乃古周朝名宦尹吉甫佳城馀地之胜概也……自山西而至此，久隐山房，旁观四野……”碑文显示，尹吉甫受到排斥，从山西回到房县后隐居此地。另一块为《万峰山宝堂寺建造记》，有碑文“寺自汉明帝”，表明宝堂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汉代。

　　茅亭的后面是一处宫殿式石质仿木结构建筑，依山势凿空山体建成，分上下两殿。张华田介绍说，该庙建造于何时，无文献明确记载。从房县走出的周朝太师，在百姓眼里就是天大的官。因此，百姓也称该庙为“天官庙”。

　　记者进入该庙下殿，只见石殿大门多以方石嵌制，两侧各置一石窗。殿内有神台，台中央为石制雕像，像身右侧底部有文字“大明正德五年”。与一般的寺庙不同，这个雕塑并非佛像，带有明显的官员气质。张华田说，该石像可能是尹吉甫像。

　　尹吉甫或将房县民歌收入《诗经》

　　《诗经》虽然作者不详，但保留着尹吉甫的珍贵“痕迹”。

　　《诗经·大雅·烝民》记载：“吉甫作诵，穆如清风。仲山甫永怀，以慰其心。”是尹吉甫为送别仲山甫所作。此外，还有《诗经·大雅·崧高》记载：“吉甫作诵，其诗孔硕。其风肆好，以赠申伯。”为尹吉甫送别申伯而写。

　　文韬武略的尹吉甫作为周朝掌管宫乐的太师，不仅自己作《诗经》，还有权编纂各地所采集诗词及所献诗词。

　　《诗经》收录有15国风，开头两部分为“周南”和“召南”，也称“二南”。“周南”即周公姬旦所居东都洛阳之南；“召南”即召公姬大所居“陕之东”西都镐京（今西安市西南）之南。房县研究者认为，从地理位置上分析，房县处于“二南”地域范围内。

　　房县民歌中出现频率最高的《关关雎鸠》属《诗经·周南》，也是《诗经》的开篇之作。房县民歌手张口就来的《桃夭》、《鹊巢》等多是《诗经·周南》和《诗经·召南》的篇目。

　　《关关雎鸠》为何能作为《诗经》的开篇之作？“召南”和“周南”是模糊的地域概念，何以能鹤立其他13国风之上，位居整部《诗经》之首？有学者分析认为，这可能与尹吉甫有极大关系。

　　朱自清在《中国歌谣》一书中指出：“二南”便是东迁后的楚诗，可以谓之“楚风”。可见“二南”与楚地有极深的关系。

　　但上述推断只是基于现有资料的推测，尚未得到文献记载佐证。如果推测最终成立，房县的《诗经》文化将是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个奇迹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