鄂陕通衢

　　鄂陕边界上的关垭古城垣，历经数千年岁月洗礼、风雨侵蚀，其沧桑的身影，至今屹立在起伏跌宕的秦巴山峦之间，如时间老人精心摆放的一座地标，以高深莫测的魅力，牵引众多关注的目光和无数穿越的脚步。

　　关垭是一部战争史、苦难史，也是一部英雄史。时光如水，关垭是时间的河岸，那些穿越关垭的风云人物，恰如那河流中的浪涛，或浪遏飞舟，或惊涛拍岸……

　　庸国国君曾穿越关垭

　　清代同治版《竹溪县志·舆地》卷，对关垭的位置和形势，如此描写：“（湖北省竹溪）县西六十里。两山夹峙，一线中通。陕湖交界，为达陕西平利（县）白土关要路。”如今的关垭，一道水泥新筑的庞大拱形城门，横跨省道之上，横亘鄂陕边界。两边山坡上，连绵的夯筑土墙故垒，才是真正的古代关城，其整体轮廓依然清晰，依稀呈现出一座南北延伸的马鞍形城寨。关城南边的几处颓垣，据说叫山堡寨。关墙向北，连向一座孤傲的山峰，其顶平坦，垒一个石砌大高台，叫擂鼓台。若天清气爽，登台瞭望，视野遥及二十里外。

　　关垭的位置和山形地势，导致它在多个时代都具有重要战略地位。其最重要、最辉煌的时期，是在东周——春秋战国时期。史载，关垭为代表、包括毗邻其南北的连缀为一线的一系列往东延伸、向西连接的关隘，自公元前6世纪春秋时期南方大国——楚国争霸中原伊始，就归属于横亘中国南北之间一道重要战略防线，史称楚方城，后世谓之楚长城。《水经注·汝水》载：“（春秋）楚盛周衰，（楚庄王）控霸南土，欲争强中国，多筑列城于北方，以逼华夏（中原诸侯国），故号此城为万城，或作方字。”因此，关垭是见证过无数载入史册的悲壮攻守与穿越的。

　　最早穿越关垭的风云人物，应该是鄂西北地域历史上第一个正史有据的大英雄——公元前11世纪的庸国国君。《尚书》记载，“武王兴兵讨纣，庸率卢、彭、麇、儵、鱼、夔、施等多国以兵相从。”《春秋》又载：“武王伐纣，庸首会焉。”《史记·周本纪》载：“（武王）与诸侯会者车四千乘，陈师牧野。”庸首率领八个中国西南地区部落的军队，与周武王的麾下，会战于牧野——今河南南部的淇县西南，结果商纣王的军队阵前倒戈，纣王“自燔于火而死”，商灭而周兴。这就是公元前1046年的牧野之战。

　　一般认为，庸国都城就在今竹山县的文峰镇皇城山（也有观点倾向于堵河岸边田家坝）。那么，庸国军队是从今日竹山县北上，去往河南南部，途中当穿越今日鄂陕边界关垭，汇集西南的七国盟军，并与从今天陕西东进的周武王的军队会师，然后前锋直指牧野。

　　遥想三千多年前，车辚辚，马萧萧，“庸首”率庸国大军为先锋前导，其后跟随着七国盟军的浩荡军旅，兴正义之师，穿越关垭，出兵中原，助周灭纣，显现了鄂西北先人“善兵振武”的英勇强悍，而庸国因此获得了国名入周鼎、授土封伯爵的殊荣，此战之后，从部落方国走向强盛，最强大时，领有今天湖北、重庆、陕西毗邻以及湖南北部的广大地区。

　　关垭见证了庸国的灭亡

　　然而，人间正道是沧桑。500多年后，关垭见证了庸国的灭亡。灭掉庸国的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，是“庸首”之外，到过关垭最近距离的诸侯国君了。有人认为，距关垭不远的湖北省竹山县今存的一组地名，就是公元前611年那一场庸楚大战的佐证：由南而北，分别有“护驾（楚王亲征地）——擂鼓（楚军进攻地）——秦古（秦军固守地）——得胜”等地名，连起来正是秦楚军队进攻庸国的路线图，而这组地名，距关垭不超过百里之遥。

　　公元前611年，楚庄王已经“三年不鸣”，政事荒废，恰好此时楚国发生大饥荒。庸国认为摆脱楚国控制、称霸中原的时机来临，便号召并率领江汉间的麇、濮等国，联合攻打楚国，进抵大林（今湖北荆门市西北）。

　　楚国危在旦夕，那个“三年不鸣”的楚庄王，终于一振而起，走出安逸的宫闱，召集将士，发出保家卫国动员令。由是，楚军誓死反击，反败为胜，把庸国军队一路赶回到庸国方城（湖北竹山县东南三十里）。楚庄王亲临前线，商讨进攻方略，以分割庸国领土为条件，派人联络秦国和巴国共同伐庸。于是，秦军出关垭南下，巴国军队东进，与楚军形成对庸国的东西夹击之势，庸国终于败亡。之后，楚、秦、巴分别瓜分了庸国东南、北部、西部（今鄂西北、陕南、渝东）的土地。庸国故地归于楚国，楚于此地设上庸郡，秦楚从此接壤，今日鄂陕边界山峦起伏的关垭一线，成为两国的边界。

　　咫尺之遥，楚庄王终没能穿越关垭北上西去，这也许正是他的胆识谋略，以及楚国综合国力的局限所致。

　　楚国在灭庸之后锐意北扩，但以一国之力，毕竟难以长期与中原诸侯抗衡，为“全力争中原”，便采取攻守兼备的战略，以其南方大国的经济和人口资源优势，费数十年之功，建成了抵御北方齐、魏、韩、秦等国的楚长城。故《左传》中说：“僖公四年（公元前656年），楚国方城以为城，汉水以为池。”关垭，正是建在秦楚边界通道隘口的一处楚长城的关城和边墙遗址，与它类似的堡寨，在其南北延伸线上，时断时连，顺山脊蜿蜒游走。

　　关垭迎来战国外交家张仪

　　迨至战国，关垭迎来送往了战国著名外交家张仪和秦国大将王翦。当时，楚国北进锐气日益萎靡，秦头楚尾的关垭一带，成为楚国的生命线和秦国南下的通道，成了秦楚两国激烈争夺、反复易手的地方。想象当年的情景：早上的关垭，还是秦兵埋灶做饭的军营，晚上就是楚国边角争鸣的阵地。

　　耐人寻味的是，直接导致关垭如此历史命运的，是那个在战国后期频繁往来秦楚、数次穿越关垭的历史人物——战国著名纵横家张仪。张仪早年投靠楚王，积极推行联齐抗秦的合纵方略，受到楚王漠视后，转而效忠秦国，助秦推动截然相反的拆散六国联盟的连横方略。

　　正是在张仪连横方略的策动和影响下，在战国后期楚怀王、楚襄王时，关垭曾多次易手于秦楚之间。这段历史，就成了“朝秦暮楚”的词源，而张仪之作为，可谓“朝秦暮楚”一词的重要历史注脚。

　　当时秦国攻打楚国，有四条路线。其中从咸阳南下，经汉中谷地，走关垭，是最近的进攻路径。最终，秦国老将王翦率军队，采取迂回战术，从侧翼绕过，走峣关、过武关，从关垭背后反身回攻楚军，夺取关垭。楚国失去关垭屏障，不久被灭。这于楚国是悲剧，对中国历史则是喜剧，因为中华民族因此实现了“龙凤呈祥”，奠定了大一统的格局。干戈化为玉帛，硝烟幻出炊烟，这于关垭，是一种幸运。

　　抗战期间李宗仁曾两度穿越

　　然而，关垭在秦朝一统天下之后，并没有从此太平。在多方势力角逐的背景下，依稀可见另一类穿越关垭的风云人物：三国时期，魏蜀两国于关垭一线拉锯作战，先叛蜀后叛魏的孟达，任新城太守（新城郡辖上庸、金城，即今日竹溪、竹山和安康），奔走出入关垭；李自成和张献忠率领明末农民军，经关垭进入鄂西北潜伏壮大，然后分别出河南、入巴蜀，撼动明朝；清代先后有吴三桂的叛军，白莲教、太平天国的起义军，或从关外潜入，或在关内揭竿而起，鄂陕官兵来往关垭之间，驱逐追剿……

　　抗战期间，关垭因抗战的需要，迎来了现代交通——1939年6月通车的汉白公路，从陕西白河穿竹溪县境，过关垭、通往汉中，正是当时连通华中与西北的国防干线，关垭因此见证了时任第五战区司今长官——李宗仁的两度穿越。

　　终于就到了1949年，关垭经历了国共两党逐鹿中原的生死决战。这年盛夏，人民解放军陕南军区所属部队，自陕西白河县，经竹溪县迂回西进，与胡宗南残部114师在关垭短兵相接……最终，我军攻克关垭，歼灭和俘虏敌军千余人，活捉敌114师少将师长符树蓬，取得了著名的关垭大捷……

　　当共产党的正义之师越过关垭，西进汉中，把蒋介石最后的王牌主力——胡宗南残部赶往四川一隅时，国民党再也无力回天。

　　更多文化传播者从这里经过

　　走出“朝秦暮楚”的激荡烟云，经过秦汉王朝的开拓，关垭成为历代中央政府开辟的，从关中南下鄂西北，通向南方的驿道系统上的重要一站。于是，从秦汉到唐朝，有一种特殊人群——一批批王朝的流放者，穿过关垭，走进了鄂西北的高山长川。秦朝路过关垭的，起码有两个大人物——先有长信侯嫪毐，后有文信侯吕不韦。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中说：秦始皇九年（公元238年）“长信侯嫪毐作乱而觉……嫪毐败走……及夺爵迁属四千余家，至房陵。”秦始皇十二年，文信侯吕不韦被赐死，株连万余家被夺爵徙房陵。专家推断，这样四千余家乃至万余家的庞大队伍，从咸阳出发往房陵，应该有一条便捷的大道：跨秦岭，抵汉中，过安康，越关垭，尔后沿两竹到房陵。此路被后世称为“秦楚古道”。

　　更多文化的传播者，沿这条便捷之道，越关垭南下。唐朝著名高僧——龙象和尚，于麟德二年从关中南行，沿“秦楚古道”行行止止，直到关垭南侧不远的小河口，见两山对峙，一溪湍流，溪河两岸山环水绕，平畴如画，便停驻下来，以筚路蓝缕之功，开创莲花禅寺，推动了佛教文化在鄂西北的传播。

　　过往的岁月里，关垭激荡、侵染过浓郁的战争烟云。但即使在战争年代，沟通、交流、融合始终是关垭历史的主流。长期以来，鄂西北就有与陕南地方民间通婚、商旅往来、特产交易的风习。今天，关垭沧桑的古城垣，恍若一位目光深邃的历史老人，依然在秦头楚尾，深情凝望，似乎在期待关城两边的人们，更加勇敢和更加智慧的穿越。

　　（文/阚韶辉 作者曾在竹溪一中任教，对地方志颇有研究）